生物学博士的创业经

14年前,他带着留美生物学博士学位回国创业,在不断寻求自身特长和社会需求的过程中,实现了一个从高级科研人员转型到海归民营企业家的创业过程

法治周末记者 高欣

2002年,37岁的徐堤带着50美元,只身回到中国。彼时在美国,他早已实现了许多留学生终其一生的梦想:一个基因学博士学位、一份上市公司的工作和一个五口之家。

“国内当时经济发展很火爆,创业、融资……我看着心痒痒的。再想到改革开放的大环境,我一生中可能就仅此一次,所以毅然决定就回来了。”在位于中关村(000931,股吧)创业大厦附近的一家咖啡厅里,徐堤对法治周末记者这样说。这个理由看似简单,却需要痛下决心。

提及创业路,徐堤自言“一把辛酸泪”。回国后白手创业,让他切身体悟到,无论创业项目和社会环境,还是法律保障和人情世故,中美之间有着太多不同。

在这个过程中,他不断试错或被试错,不断积累“学到了就不再犯”的教训,不断寻求着自身特长和社会需求的交叉点,也因此实现了从高级科研人员到海归民营企业家的转型。由他创立的北京天恩泽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也在业内颇具名气。

基因筛查到科研试剂

刚回国时,徐堤想做的,是把自己在美国从事的生物学前沿项目——基因筛查技术带回中国。此前的三年半时长里,他在位于加州著名的跨国公司罗氏药业工作,担任开发部首席科学家和HBV血液筛查项目经理。

“把基因筛查作为血液筛查的标准化方法,美国这样做了,欧盟、日本也陆续这样做了,我以为国内也会这样做,所以想把这个技术放到国内,开发同样的血液筛查产品。”徐堤说。

于是在2002年,刚回到祖国的徐堤信心满满,尽管只带了50美元,尽管回国后第一件事是借钱。

他先是冲到了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在高交会上,他结识了两位对基因领域颇感兴趣的投资人,拿到50万元投资。然而,由于种种原因,项目最终没有做起来,公司也只撑到2004年。

“这是我学到的第一个教训。那就是,在中国做生意,有个政策风险。比如基因筛查是大方向,国家肯定要做,但国家什么时候开放呢?高度不确定。所以投资人也不敢给你投资。”徐堤说。

回想当初,他有时还会庆幸“幸好当初没人给我投资,投了去做,肯定也是亏”。

直到2015年,国家卫计委宣布,血液筛查核酸检测基本覆盖全国;同年,卫计委发布两份基因检测技术指南,进一步推动基因检测的标准化和规范化。

同样在这一年,血液基因筛查在中国的“第一扇门”方才打开,徐堤在美国罗氏药业时使用的NAT筛查(核酸检测技术)正式在中国一线城市推广,而他已离开这个行业12年。

“12年前我是超越它的,但现在的行业已经不一样了。深刻的教训。”他缓缓说道。

离开基因检测行业的日子里,徐堤选择了一个“短平快”的创业项目——科研试剂的生产和销售。其客户定位在包括科研院所和高校师生在内的生物医学研究单位或机构。

“做生物医学研究需要三大类基础研究材料——试剂、仪器和耗材。试剂又分临床和科研。我选择做科研试剂而非临床试剂,是因为后者需要的审批程序繁杂,而前者不需要,用量也不大。”徐堤介绍道。

带着在深圳学到的一兜子教训,徐堤转战四川绵阳。在那里,有位房地产公司负责人承诺投资100万元。

做科研试剂赚钱慢,再加上“刚回国时不知道如何运用各种关系”,房地产老板最终放弃了继续投资,眼看着自己创业的第二家公司又陷困境。

“第二家公司再开垮了,我在这行业就没法混了。”徐堤最终决定破釜沉舟:他将投资人65%的股份全部买下来,自己持100%股份;钱不够,他就先赊账。

“没人投钱,公司肯定垮,但我无所谓,我是做技术的,就像厨师,无论走到哪儿,技术还在我手上。”虽抱着这样的信念,可行业差异和文化差异的体味,让他在那段时长里很是“茫然”。

“借钱很难,没钱给员工发工资,可不知道当时怎么就熬过去了。”

辞别“尽头感”

徐堤的家乡在重庆,距离绵阳并不遥远。由于上学早、学习好,16岁的他便考上了四川大学生物系,攻读遗传专业。1985年毕业,他被分配到重庆农科所(现重庆农科院)。

因为不想“搞农业”,他“带着情绪”去农科所报了到。“当时也傻,不知道可以再分配。”在被农科所重点培养了一段时长后,领导最终觉得“你真不适合做这个”。徐堤被退回学校,只能等待和下一届毕业生一同分配。

一年后,徐堤又被分配回老家县城的中学教书。当老师的一大优势是不用坐班,这样,徐堤用了两年时长,边工作边复习,考上了北京协和医科大学(现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的生物化学硕士研究生。

1988年秋,徐堤北上首都。协和3年,他曾参与过地贫基因的PCR(聚合酶链式反应)和测序工作。毕业后,他在北京医科大学任职和美国德州大学医学院读博之间,选择了后者。

“当时出国热嘛。”就这样,1991年,徐堤飞抵大洋彼岸,开始了全新的生活。

美国留给徐堤的最初印象是“很有诚信”:“如果把硬币放进自动贩卖机里,买的产品没出来,可以写信给主管部门去要。过段时长,他们真的会把硬币寄给你!”

与那个年代的许多留学生一样,刚到美国,徐堤就为自己找了一份“炸油锅”的兼职。用前两个月的工资,他买了一辆二手本田车,如今忆及,他仍然欢欣不已。

6年留美读博生涯,带给徐堤最大的受益,是“它给了我一套系统的搞科研的方法”。毕业后,他一边到加州做博士后项目,一边继续发简历找工作。3个月后,他接到了罗氏药业的offer。

那是1998年,彼时基因筛查技术刚被总部在瑞士的罗氏集团高价买下,以用于基因诊断和血液筛查。

“比如献血的血袋里会同时混入好几个献血者的血液,如果一人感染,整个血袋就会感染。用当时这种新方法就可有效筛查并避免交叉感染。”徐堤介绍。

2000年,徐堤升任HBV(乙型肝炎)血筛项目经理。在业内最前沿的上市公司,做着最前沿的研发工作,他却逐渐觉得“没意思”起来。

“太按部就班了,你能看见自己十年后、二十年后、三十年后的轨迹,几乎能看得到生命的终点,那是一种尽头感。所以我就不想上班了。”回忆当时,徐堤说自己更着迷于“不可预测的风险”,于是在2001年底,他做出了回国的决定。

用生物学理念做管理

2008年“汶川地震”,回国第六年的徐堤在绵阳。他清晰地记得,地震时自己正在一幢建筑物的一层,在剧烈的晃动中翻窗而逃。

地震后,进出四川的公路、铁路交通,一律优先抗震救灾物资运输,徐堤公司的产品因此无法按时寄出。这让他开始思考:“我的生产材料都是从东部大城市购买,生产完毕再寄回大城市,因为那里集中着我的客户。那为何不搬去信息和客户都相对集中的北京呢?”

当时,绵阳投资人已经离开公司,徐堤看不到继续留在绵阳的理由了。于是在2008年,他将公司总部转移到了北京的办事处。

“每个人的基因都有两套,分别来自父亲和母亲。自然界里的高等生物都是这样,有两个拷贝。‘汶川地震’后,我四川的公司瘫痪了,但北京办事处还可以接单运作,这也从生物学原理上给了我一个教训——一定要留备份。”徐堤说。

本着这个生物学原理,几年后,已拥有10个系列、5000余种产品的北京天恩泽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又在南京成立分公司。至此,公司已实现了“一站式科研试剂和技术服务供应商”的定位。

作为创始人,徐堤试图让两家公司产生竞争,将差别体现在提成上。“这同样来自生物学的理念——人要有竞争、有压力才能前进。”

当公司逐渐站稳脚跟、缓步向前时,如何运作公司、管理人员,又摆在了这位生物学博士面前。

“我就想,自然界的植物多无助,在一个地方呆一辈子。可它要繁衍、扩充地盘怎么做?它开花。花是植物最精华的部分,植物把花与大自然共享。大自然没付它一分钱,它却过得很好,就在于这种无私奉献。再比如豆科植物和根瘤菌之间,没有合同,却能够合作无间,也是因为考虑到了对方的需求,才建立起了长达几千万年的双赢。”

一定要双赢。这成为徐堤管理公司的理念。

他向植物学习,免费给员工50%股份,工资照发。对于业务员,利润也是对半分。

“当年借不到钱时我才发现,博士头衔没有用,要给对方利益。生物界都是以利益为驱动的,所以一定要满足对方的利益,要让他觉得其他因素才是障碍。”徐堤对记者说。

然而,人比植物复杂许多。

曾有业务员将产品低买高卖,净赚的几千元没有告诉徐堤。“他觉得销售做得好,是他个人的能力,可他忽略了背后的团队支持,采购、出纳、转账都是我们团队在做。”当发现业务员的欺瞒行为后,徐堤与他终止了合作。

知识产权保护只能用“土办法”

这件事让徐堤开始进一步思考合作的限度、善意的限度——产品是公开的,那如何做到配方保密呢?

他没有选择申请专利,因为那将意味着生产配方的公开。“如果既要申请专利,又不想配方泄露,就只能作假。”而这儿又是他不愿意的。

“我只能采用自创的一些‘土办法’保持。”徐堤说,这其实反映了所有技术创业者的无奈。

对于当下国内对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逐渐加大,他亦颇有感触:“游戏规则写那么多没用,一定要执法。不要只抓典型出来,要是犯错误的都抓,那(才)可以。”

提到执法,徐堤想到了在美国时的一次经历。当时他在加州,与另外两名中国人共租一间公寓。一日下班回家,他看到楼下停着FBI的执法车,FBI工作人员正在将他公寓的“可疑物品”悉数搬出。

一问方知,原来是一位室友被西雅图的前老板控告,称其盗窃了商业机密源代码。联邦调查局继而介入,彻查公寓里所有人的电脑。

“我的室友和他的前老板都是中国人。这件事让你感觉到,哪怕你是从中国来的,在美国领土上,美国的执法部门也会保护你的商业机密。这对于我这个第三人来说,就有震慑作用,哦,他们会动真格的,以后自己做事就要小心点了。”徐堤说。

半年之后,徐堤才从联邦调查局工作人员手里拿回自己的电脑。室友涉嫌的盗窃案,他也再无跟进了解。

如今,在从事科研试剂十余年后,徐堤又想重回基因科技的研发中。他计划成立一家新公司,并能走向世界。因此,他先把公司总部放在美国,生产基地则放在中国天津自贸区。去年11月,他在天津一番考察后,觉得“这是最适合的地方”。

具体项目,徐堤表示“有眉目、但不公开”。而原公司,他用闹钟做比喻,希望自己更多是“上发条的”,而不是“自己跳进去当螺丝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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